明清时期，山西南人上通清廷，下结官绅，北上南下，西进东出，商路达万里之遥．款项可“汇通天下”，曾一度执全国金融业之牛耳。他们驰骋全国商界的同时，在各大商埠置田产、起楼阁、建会馆。因此，会馆是山西商人和商业、金融业资本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这是山西经济史中有待进一步深入拓展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试从山西会馆的概况、特点、作用三方面进行探讨，以向各位学者专家清教。

　　一、山西会馆概况

　　明中叶以后，中国商品经济发展较快，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商界竞争日趋激烈。商人与商人之间，商帮与商帮之间，“操货交接，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毁”。在激烈的竞争中，旅外同乡深刻认识到：“无论日识新知，莫不休戚与共，痛痒相关”，必须团结同乡仕商。“广其业于朝市间”。于是他们通过会馆这一组织形式，利用传统的地域观念，把商埠中同乡之人联合起来，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共同一致与异域商人进行竞争。

　　1961年经李华先生调查，在北京所存的55个商业行会中，山西会馆有15个，其中建于明代者5个，年代不详者2个，其余8个全部为清朝雍、乾、嘉时期所建，占27％。在其它省区的山西商人也大都结成帮伙，捐资建立会馆。上海、苏州、天津、三原、西安、汉口、凤翔、西宁，聊城、阜阳、开封、洛阳、禹州、毫州、归化等全国重要商业城镇几乎无一处没有山西商人及其会馆。现择几例以管窥其一斑。

　　1、北京的山西会馆 清人抗世骏说：“会馆之设，肇于京师。”根据资料可以确认的明朝时期全国各地在北京所建的会馆共有41所。其中山西会馆5所，占总数的12％强。它们分别是万历年间山西铜、铁、锡、炭诸商创建的潞安会馆。山西颜料、桐油商人创建的平遥会馆，天启崇祯年间临汾众商创建的临汾东馆和仕商共建的临汾西馆，天启崇祯年间临、襄二邑汾河以东南人创建的山右会馆。

　　俟至清朝，由于“京师大贾多晋人”，放北京山西会馆日益增多。关于山西会馆总数，《都门杂记》、《朝市丛载》、《顺天府志》等记载不一。《部门杂记》载31所，占总数324所的9％强；《朝市丛载》载38所，占总数391所的9％强；《顺天府志》载50所，占总数445所的11％强。由于三书写作年代前后不同，所以会馆总数也不一。这反映了道光以后北京的山西会馆无论数量和比重都在增加。光绪时，尽管有些山西会馆或倒闭或为公所取代，但尚存45所，占当时会馆总数387所的11％强。其中省馆9所，在各省数量中位居第一，占总数61所的14％强，这说明在京晋商的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县馆24所，占总数174所的13％强，也是数量较多的一个，这表明崇商、经商不是个别县府的地方特色，而是在全省范围已形成氛围；行馆6所，占总数23所的26％强，也是数量最多的一个。此外，还有府馆6所。

　　2、河南的山西会馆。 河南为中州之地，与秦、晋、冀、鲁、苏、鄂、院等省接壤，为四方交通要冲。晋商赴豫，或经河南到江南各地经商者为数甚多，遂在洛阳、开封、社旗、禹州等地广建会馆。

　　洛阳地处河南西部，为九朝古都，是晋商到湘鄂羊楼洞、羊搂司采办输蒙茶叶的必经之地，交通枢纽。现存的两座山西会馆，一座是位于南关菜市东街由山西、陕西两省商人于清康熙年间兴建的山陕会馆（又名西会馆）；一座是在老城东关西街由山西潞安府（长治）和泽州府（晋城）商人于清乾隆年间建造的潞泽会馆（又名关帝庙，后改为东会馆）。

　　开封的山西会馆地处闹市中心徐府街，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由旅汴晋商集资兴建。道光年间陕商加入，易名山陕会馆。清末，又加入甘肃商人，遂又易名为山陕甘会馆。

　　社旗县隶属南阳地区，清前期又发展成为“北走汴洛，南船北马，总集百货”的豫南商贸重镇。山陕商人“运巨材于楚北、访名匠于天下”，并用骡马从山西驮来烧制琉璃砖瓦的瓷土修建了山陕会馆。该会馆于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开始兴建至光绪十八年（1892）竣工，历时136年，各种建筑139间。

　　3、苏州、上海、汉口的山西会馆

　　在商品经济发展较快的苏杭地区，康熙皇帝巡幸后感叹说：“今朕行历吴越州郡，查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而土著者盖寡”。因此，与北京的会馆相比，苏州、上海、汉口等工商业重镇的会馆更具有鲜明的商业色彩。杭世骏在提到这类会馆时说：“他都会则不然，通商易贿，计有无，权损益，征贵征贱，讲求三之五之术”。

　　明清两朝，苏州“为东南一大都会，五方商贾，辐辏云集，百货充盈，交易得所，故各省郡邑贸易于斯者，莫不建立会馆”。苏州现已查明的会馆共有47所，其中山西2所，一所是康熙六十年建立的全晋会馆，俗称白石会馆；一所是翼城商人建立的老山会馆。汉口作为商业重镇始于明朝，兴盛于清朝，所以这里的会馆皆建立于清代。据民国《夏口县志》记载，汉口共27所会馆，其中一所是山陕商人在康熙年间建立的山陕会馆（又名关帝庙）。上海是近代中国首屈一指的大商埠，在39所会馆中山西会馆有2所，一为嘉庆年间创建的山西会馆，一为晋业会馆。

　　二、山西会馆的特点

　　分布于全国各大商埠的山西会馆，一般都规模宏大，建造考究，商业性质明显，约束力较强，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和行业特点。

　　1、清晰的地域划分

　　地域性划分是山西会馆最基本的特点，它的形成与我国封建政治、经济乃至文化传统所造成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地域观念密切相关。据光绪《顺天府志》记载，北京会馆有省馆、府馆（亦称郡馆）、县馆（亦称邑馆）之分。另外，还有专为接待应试举子用的试馆和少量不分地域范围的行馆等。目前发现最大地域范围的会馆是汉口、洛阳、北舞渡、社旗等地由山西、陕西两省商人合建的山陕会馆；其次是以一个省为基础建立的、如苏州的全晋会馆和上海的晋业会馆；第三是几个府合建的，如洛阳的潞泽会馆；第四是数量较多、以一个府为范围建立的，如北京的潞安会馆、临汾东馆；第五是由几个县合建的，如北京的临襄会馆；第六是一个县建立的，如苏州的翼城会馆。

　　2、明显的行业性

　　在山西会馆中。有些是以同业为基础组成的。部分晋商从同业利益出发，以行业划分帮伙，各立门户，各有势力范围。北京的山西商人会馆，明代已有平遥颜料商的颜料会馆，临汾、襄陵两县油盐粮商的临襄会馆，临汾纸张、干果、颜料、杂货、烟叶商的临汾东馆，潞安铜、铁、锡、炭、烟行的潞安会馆。清代又有山西烟商的河东会馆，布商的晋翼会馆，氆氇商的盂县会馆，雨衣、钱庄、染坊商的平定会馆等。

　　3、浓郁的神祗供奉

　　山西会馆一般都供奉神抵关云长，期望以此达到讲义气，笃乡谊，共同保卫集团利益的目的。会馆除供奉关羽外，还按行业的不同各有崇奉的神祗：钱行供奉财神；纸行供奉蔡伦；肉行供奉张飞；洗皮行供奉河神；牲畜行供奉马王；木器行供奉鲁班；修鞋行供奉孙膑；医药行供奉药王；裱糊行供奉吴道子；颜料行供奉葛仙翁；酒饭行供奉李白、杜康、吕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