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无论商贸资本还是金融资本，在中国十大商帮中，晋商都独占鳌头，并左右着中国经济命脉的运转，一度曾支撑着清廷的统治。晋商不仅开创了东渡日本、北达俄蒙、西越天山、南抵东南亚诸国开展外贸的辉煌历史，山西票号一经产生，更是迅即汇通天下，利赖九州。然而，正当晋商在中华大地称雄之际，英、法、美、德、俄、日等国的资产阶级已完成了人类划时代意义的产业革命，它们并不以晋商意志为转移地将晋商拖进了世界经济大市场的竞争中，使晋商很快惨败出局，缩回山西，一蹶不振。晋商的成功和失败，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教训，至今人们仍然在为这段历史而深思。
 

　　晋商的兴起

　　明初，为防御蒙古侵扰，明统治者在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一线，先后设置了辽东、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甘肃（在张掖）、蓟州、太原、固原等九个军事要镇，并在此一线陈兵十万，秣马三四十万。“九边重镇”，山西有二。山西北部的大同、左云、偏关等地组成的塞北防线，更是地处要冲，配置重兵，加以戍守。由于军事的需要，山西北部形成了一个高额消费区。于是，山西的商人、地不足耕的和破产的农民，蜂拥而至，为戍边将士操起贩运各种生活必需品的生意。为解决军粮，洪武三年（1370）颁行的“开中法”、弘治五年（1492）颁行的“开中折道”制，更加刺激了为数众多的山西人走上了商路。

　　所谓“开中法”，即：凡供应军粮的商人，都发给“仓钞”（政府为实行食盐专卖而印制的一种钞票），凭仓钞领取“盐引”（贩卖盐量的凭证）。因贩盐有厚利可图，晋商遂竞相向驻军供粮。所谓“开中折道”，即：不供军粮的商人，只要向盐运司或盐课提举司缴纳银两，也能领取盐引。这样，山西在明代便涌现出了一批靠贩粮贩盐发家致富的大商贾，散见于各类史籍的有蒲州范世逵、洪洞李映林、临猗阎天杰、太原阎居暗、大同薛氏和李氏。而最闻名的有以商发家，其后成为官商结合家族的蒲州张四维家族，张四维明朝万历隆庆年间曾任吏部右侍郎、内阁大学士，其父张允令、其弟张四教皆为足迹半天下的大盐商；还有蒲州王崇古家族，王崇古官居宣大总督，其父王瑶以商起家，其伯父、其兄皆为大盐商。此外，还有平阳的亢嗣鼎，明末清初已成平阳首富，人称“亢百万”，家用藏粮之仓廪多至数千，当地有“上有老苍天，下有亢百万，三年不下雨，陈粮有万石”之说。到康熙年间，亢氏已成为两淮盐商中富可敌国者。亢氏在小秦淮建有“亢园”，临河建屋一百间，人称“百间房”。又在扬州建有“亢家花园”，扬州瘦西湖即在此基础上扩建而成。

　　从明朝中期开始，山西经商之风渐已形成，经营各种商品的巨商大贾都已涌现出来。大粮商、大盐商们也都扩大了经营范围，凡社会生活必需品，只要有利可图，无不操持。山西盐商活动的范围，弘治以后，已从河东池盐所在地扩展到两淮、长芦、四川、福建等主要产盐地，渐与徽籍盐商成为垄断全国盐业运销的两大商业集团。明代已有山西“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之说。利用贩粮贩盐的积蓄进行大规模商业活动，使晋商资本得到空前发展。

　　晋商的发展及辉煌

　　明朝末年，张家口已是名商大贾云集之地，活跃在这里的一些晋商并不满足从明政府“开中法”、“开关互市令”中获取的实惠，他们为满足更大的欲望，在边地互市贸易的掩护下，为满族统治者努尔哈赤、皇太极干起了偷运军用物资、提供各种情报的活动，充当起中国未来统治者的耳目和坐探，做起了“政治生意”。满清入主中原后，顺治初年即将范永斗、王登库、靳良玉、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等八位山西有功之商召入京城，赐宴便殿，入籍内务府，封为皇商。康熙年间，康熙帝为解决平定蒙古噶尔丹叛乱时行军作战之军需供给，组织了一大批汉族商人随军贸易。随着时间的延续，这批汉族商人在草原上与蒙古人展开了贸易活动，并逐渐扩大成很有势力的商人。这些旅蒙商，绝大部分是山西人，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山西八大皇商”之一的介休县张原村的范氏皇商。范氏在康熙四次平定准噶尔的叛乱中，都承担了购置、运输、供给军粮的任务。其后，范氏垄断了东北乌苏里、绥苏等地的人参等贵重药材的市场，有“参商”之称；运销河东、长芦盐，在直隶等20多个州县开设盐店，直接批发食盐，成为大盐商；康熙至乾隆年间，往返于日本，贩运洋铜，成为大洋铜商；经营张家口外穆斯峡、胡苏台等地伐木业，运销内地，成为大木材商；乾隆二十一年（1757）还代表清廷在宁波与英商谈判议定进口玻璃契约；乾隆二十二年还奉旨前往新疆，与哈萨克议定在迪化（今乌鲁木齐）互市贸易事项。

　　而始终活跃在蒙古大草原上的最著名的旅蒙商则是介休人王相卿和祁县人张杰、史大学。清大将费扬古率军西征时，他们三人只是随军伙夫杂役。清军进驻乌里雅苏台、科布名后，他们在乌里雅苏台合伙创建“吉盛堂”商号，先小本经营，稍大改名“大盛魁”。到乾隆年间极盛时，员工达六七千，大小分号联号二十余，商队足力骆驼近两万峰，用于看守羊、马、骆驼群和传送情报的工作狗1200余条。其经营范围，上至百货，下至葱蒜，无所不包。他们把购自全国各地的货物集中归化城，然后行销蒙古；再把从蒙古采购来的牲畜、皮毛、药材等集中归化城，转贩全国各地。

　　雍正五年（1727），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允许两国商氏在恰克图、祖鲁海尔、尼布楚三地通商。中方首到恰克图进行贸易的便是山西汾阳商人朱成龙，时在雍正十二年。在恰克图对俄贸易的山西商号中，经营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首属榆次车辋常家。常家从乾隆朝始，在恰克图建有大升玉、大泉玉、大美玉等商号。其次是太谷县北洗村曹家，在此设有锦泰亨、锦泉涌等商号。汾阳牛允宽的璧光发商号也颇具规模，极负盛名。嘉庆五年（1800）始，恰克图进入繁荣时期，晋商商号达60余家。中方销售的主要是茶叶、绸缎和棉布；俄方销售的主要是毛皮、皮革、呢绒、铁制品、丝绸和牧畜。中俄恰克图国际贸易市场从雍正初年到清末，一直持续了180多年，始终被山西商人垄断。

　　晋商不仅垄断了对蒙对俄的贸易，还垄断了西北市场，独占了北京商业鳌头。同时，晋商在东北地区及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广州、福建等南方各省也十分活跃。他们经营的商品由盐粮布绸等已扩充到颜料、纸张、裘皮、油、酒、茶叶、典当、药材、杂货、洋铜、木材、煤炭、铁、瓷器、玉石等数十行。总之，清朝中叶，晋商进入鼎盛，他们不仅成为称雄国内的最大商帮，还由内商发展成了外商，走出国门，踏上安息（今伊朗）、俄国、朝鲜、日本的国土从事商贸活动。